1.与底线思维相联系的“问题意识”紧扣中国国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
世界统一于物质，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观察与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他还指出，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立场出发，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重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一系列引领社会新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说明，无论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保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还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都“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实践导向，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不忘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思维方式紧贴中国大地的客观实际，根系党情、国情、世情、民情，对中国的国情有着透彻的把握，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有着透彻的理解和运用，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解决问题，从而使中国深化改革的步伐蹄疾步稳，硕果累累。底线思维要求有危机意识，凡事要从坏处准备，积极应对，争取最好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把脉中国实际，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解决中国问题，把唯物论、底线思维、问题意识有机统一起来。
2.与战略思维相统一的“四个自信”提振了中华民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是对方向和命运的自信。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必由之路的信念。
理论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正确性的自信，是发自内心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真理性的信念，并认可、认同与践行这一理论。
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自信。历史与实践证明，在中国别无其他制度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最能保证各项事业顺利进行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继续发展和完善，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文化自信就是要增强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自豪感，不断进行文化传承，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选择提供内在动力与智力支持，振奋与激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与勇气。
“四个自信”极具战略眼光。通过“四个自信”，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昭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及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四个自信”蕴含的独特思维方法与视角，坚定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3.与辩证思维相一致的“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思维方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推向深入
回答时代课题、为大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时代主题与实际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异。当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使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困难与面临的问题前所未有。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就必须进行宏观上的思考，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要“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他还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在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地把握“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辩证思维方式，不断强化“四个全面”不是单打一，而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先手”落子在精准扶贫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把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拧住“关键少数”，这些建立在贴近实际基础上的统筹全面及把握重点的思维方式与做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解决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变得有用而管用，在现实中焕发了生机。
4.与创新思维为一体的“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等系统完整的改革方法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发展观
在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险滩，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创新与思考，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革能突破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能解决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关键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科学思维方法新就新在能创新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抓“关键少数”到强化督查、试点探路、改革协同，一系列鲜活的重要论述勾勒出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改革方法论。包括：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强化督查问责，提高解决问题实效；大胆实践，抓好各项改革试点；加强改革协同，发挥整体效应，等等。其中以“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的思想最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整体的改革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发展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大地的强大生命力。
5.与唯物史观密切联系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继承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的主导因素，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对创造历史起决定作用。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执政思维。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思想主要表现为：人民至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历史首创精神；主张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等。
6.与历史思维紧密联系的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历史规律做法，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
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历史规律，注重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中指导现实开辟未来，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从历史中总结规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学习历史就是了解和掌握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以史为鉴、知古鉴今。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在把握历史的必然规律中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使命，对于研究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同时，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相互承接着、延续着、发展着，描绘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美丽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倡导向历史学习，还强调历史、现实、未来的有机统一。“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重温党史国史得出的必然结论。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定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活力，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理韵味浓厚，语言朴实、贴切入耳，富有中国特色，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应当说，当今中国国泰民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日益凸显在世界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作者：刘明芝，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