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世界政治学的相通相融,均以政治关系为基础、以利益配置为核心、以权力安排为对象、以正义追求为圭臬。然而,时下的政治学如伊斯顿所言:“这个领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多样性,但也带来了碎片化、资讯过量,太多的研究途径,学派冲突,党同伐异,使得政治学作为整体性的知识,已不能再称之为进展,也不再能继承前人的步伐,有自信地迈向未来。”当代中国业已历经“中体西用”、“揖美追欧”、“师法苏俄”等曲折,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民强国之路。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未来走向,必须以中国五千年文明为底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为现实素材,推扩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关怀,破除“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马不化”的藩篱,实现政治学的典范变革。
一、坚守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人是一切理论成果的价值尺度,对人类自由命运的反思和对人类终将解放的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现代性根源萌发于对被压迫和被奴役命运的反抗,渗透着对人的境遇、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怀,从而延展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人文底色。作为一门改善现实政治生态的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所应当地致力于促进政治技术的提升、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进步。同时,为了最终复归对人的价值关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应该将一切技术、制度或文化的学术思索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旨归:回归历史主体的人,摒除对人的历史地位的贬斥,倡导人是自我政治命运的主宰;回归真实实践的人,绝弃对人性善与恶的预设,洞察人的现实政治困境与政治需要;回归未来创造的人,抛却对人的未来前途的悲观,坚信人终将实现政治的充分自由。
二、立足民族伟大复兴的公共关怀。公共性是一切理论成果的内在品格,对现实公共问题的回应和对公共实践过程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力之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变革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伟大实践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重要理论问题,解答这些理论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公共使命:一是党的权力实现方式问题。权力实现方式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政治学抽象,这一问题关注党的权力来源、设置、运行、监督与现代制度建构的衔接,解答这一问题事关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领导地位的巩固;二是政府权力规范问题。政府权力规范涉及到职责功能明确、权力边界确定、权力结构配置和权力责任一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顺利实现;三是社会能力培育问题。社会能力以人民群众广泛组织起来的社会为主体,是社会创造共识、有序组织、汇集资源和良性发展能力的统称,从增强国家能力到培育社会能力的转变凸显出国家治理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
三、面向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关怀。止于至善是一切理论成果的基本倾向,对人类现实境遇的批判和对终极理想世界的向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化力之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耸立在人类寻求解放道路的宏大视野中,既兼容并包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又批判发展着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应该为全世界指出一条实现人类真正彻底解放的新的通途:第一,创造全新的政治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打破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主导,为人类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和理想政治设计,激发对未来政治世界的新向往,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引领性;第二,诊脉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从基本的政治价值出发,审视问题,改进现状,创造优良政治秩序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吸引力;第三,启蒙人民的政治觉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开启人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认知,通过人民的广泛参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良性发展,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大众化。
实际上,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一次“典范的变革”、一种深层次的文明范式的转换,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话语都无法全面解读,因此,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关怀,我们需要创新性思维。理由在于:一是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二是3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发展创新性思维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三是5000年持续不断的悠久灿烂文明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养分和资源,只有具有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大国复兴的资格和条件。因此,中国当代的政治学人要有“理论自觉”、“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超越现有的西方话语体系,打造新的范畴和范式,重新确立中国文明在全球文明中的地位。比如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上走出一条不同于已有的“君主立宪”(英国)、“民主立宪”(美国)、“军头立宪”(拉美)的独特道路;在国家结构的设计上,破解五千年没有逃离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学习借鉴欧盟为人类创造新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经验,探索一种“差序格局的地区制”;在核心价值的塑造上,凝练出足以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相提并论的“中正仁和”的理念,去影响世界,赢得世界的尊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上,对源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和实践进行适应性改造、时空性转换、结构性互动、策略性回应,破解当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权力规范上,积极探索国家宪法结构、党政结构、科层结构、司法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实现方式的法治化路径。只有发展创新性思维,才能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影响的政治学体系,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典范革命,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是一个不能被辜负的时代。
(作者简介:方雷,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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